《南京照相馆》这部电影，豆瓣上打出了8.6分，今年夏天算是个爆款了。故事是这么回事，当年日军有个随军摄影师叫伊藤秀夫，他想着拍点显摆日军威风的照片，就找到了南京一家叫吉祥照相馆的。**没想到，这些老百姓因为洗照片，反而躲过一劫。照片洗出来伊藤秀夫慢慢发现，日军那些干的事儿可一点都不威风。杀人、强奸、抢东西，这些血腥场面电影里都*直白地***，看得人心里直发毛。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下这种手，那罪可就大了去了。可战后要给这些罪责定个谱，事情还真不那么容易办。电影里说了，战后有些日军内部就搞这套，说他们是忠于天皇，把杀人这些事儿说得好**为民除害一样。到了战后法庭上，那些战犯还死不认账，说要不是中国军队早跑了，南京老百姓哪会遭罪？要不是南京几位市民留了那些照片作证，这些日本战犯指不定就真脱罪了呢？要说这追查正义的事儿，不光是亚洲，欧洲那边对纳粹的审判，也是一场*漫长的“搞正义”的社会实验。这场实验持续了小几十年，全为啥追查正义会这么难。谁是受害者？谁该受罚？什么样的罚才算合适？这些问题都*模糊，没有标准答案。玛丽·弗尔布鲁克写的《大清算》里就说了，这场审判*费劲的，*暧昧的，破除了二战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说法。审判里，“正义”**概念会变的，不同国家、对不同人，正义就不一样。有些罪大恶极的，反而被轻易放过了；有些人又***远超他们过错的惩罚。这场本想搞“正义”的审判，最后反而成了政治、利益拉扯的复杂游戏。1963年到1965年，法兰克福开了个审奥斯维辛的庭，这庭在德国人眼里，算是他们“面对历史”的一个标志。这主要是因为奥斯维辛太重要了，审判过程中揭的罪行也太吓人了。审判发起者的目标也*明确的，就是要整个大规模灭绝的系统上法庭，不光是审几个个体。在媒体上***凶，大家看法也两极分化。在非犹太学者和普通读者里，纳粹大屠杀的地位算是确立了。可要说司法清算上，奥斯维辛这审判反倒说明了，这种事儿想办成，太难了。
要往法庭上对一个大规模杀人的系统下判决，几乎不**。一个国家发动、支持这种集体暴力，还让普通人跟着掺和进来，要用个体罪责去审，那**难上加难。《纽伦堡：纳粹战犯在审判》里就说了，奥斯维辛那会儿，光党卫队队员就有八千多名，女性守卫也有两百多个，这些人在西德受审的没几人，剩下的大多没上过法庭。法兰克福这审奥斯维辛的庭，检察官挑被告的时候也*费劲的，得选那些他们觉得最能定罪的人。不光要考虑被告在集中营系统里干啥，还得挑那些容易被揪出来，又能显出凶手的残忍和虐待的。这些被告在德国叫“作案人”（Täter），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干这些事儿没动过脑子，也不觉得自己有责任。要么说跟事儿没多大关系，对实际发生的事儿不太清楚，不负责杀人的事儿，就是听命令，不听命令就得遭殃。审判里，有些证人遭的罪也不小，尤其有个叫汉斯·拉特恩泽尔的辩护律师，手段*狠的。他经常拿证人记不清日期啊什么的开玩笑，暗示证人是在撒谎。辩护的时候他又反过来把被告说成是“希特勒的受害者”。1965年8月20日，审判长汉斯·霍夫迈耶（HansHofmeyer）念完判决书，这审就结束了。***德国已经不用死刑了，所以判决里*没人判死刑。在20个被告里，只有6人判了终身监禁，10个人判了3.5年到14年的刑，有个小时候就参与进来的，按未成年人的规矩判，还有3个因为证据不够，判了无罪。审判快结束时，西比尔·贝德福德说，**法官霍夫迈耶博士，平时*稳的，能让法庭保持冷静，可审完之后，他自己却崩溃了。要是单看把干坏事的人绳之以法，这***失望的。按罪行看，好多判决都*轻的，再说，要运转奥斯维辛，光是要6000到8000人，实际被判的才17人。鲍尔确实把奥斯维辛给闹大了，可离他想的正义差得远。在这过程中，他也觉得，反对他的人*多，离开办公室都觉得自己像在“敌人的地盘上”。赔偿，那也是另一回事了。受害者想拿点补偿，**被拒，或者给的数目太小，觉得*没劲的。可那些当年跟着希特勒干活的公务员、法官、医生啥的，战后继续干，还能拿高工资、拿全额退休金。这种事儿一出来，不公正的感觉就*。
毫无疑问，啥措施也弥补不了纳粹的罪过，也救不回那些死的人。幸存者要的赔偿，跟他们受的苦比起来，确实差远了，可要拿到这笔钱，也难。那些管发补偿的人，跟以前政府关系**还*好。还存在其他不公平，**有些幸存者组织得厉害，有些群体就被忽视了，**还有偏见啥的，政治环境、舆论风向也影响事儿。在第三帝国的继承国里，没哪个国家给所有受害者全补偿。民主德国把国家社会主义说成是“法西斯主义”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欠补偿。苏联主要想拿点钱来重建，从东德弄了不少东西。奥地利也不愿意给，想搞个“奥地利”民族身份，不想想起以前的事。后继政府和老百姓都*不想承认自己得补偿受害者的。因为纳粹的“罪”在法律上被说成是集中营守卫的虐待，所以能要求赔偿的受害者就少了。汉斯·弗兰肯塔尔说，他和弟弟在I.G.法尔本丁钠橡胶工厂当奴隶劳工，总共只拿到了1万马克，补偿工厂把他们当奴隶，补偿当局把他们遣送，补偿他们失去的青春、在集中营的遭遇、亲人没了，还有一辈子身体心理问题。有些群体的歧视没断，**“反社会人士”或“罪犯”那些人。反吉卜赛政策在战后德国还实行着，好多官员当年就“处理”过罗姆人和辛提人，还是那套看法。用这点钱来摆脱责任，德国政府和德国企业就是靠**。在50年代，德国政府站在道德高地上，那些大罪没受到实际惩罚，反而躲在个“责任”的幌子后面。给剩下的幸存者这点钱，是巩固了德国能面对过去的名声，但*没真解决罪责问题。**进步是有的，但即便是参与要赔偿、建立“铭记、责任和未来”基金会的人，也承认这迟来的正义不完整。痛苦、磨难和不公正的档案、证言、口供，好像永远也翻不完。那些司法调查、幸存者的痛苦证言，对司法正义没啥用了，只能当历史资料。若干坏事的人基本上都逃了惩罚，那只有无辜的人会继续受苦。就算他们等到上法庭那天，那也**不是个好地方。清算过去是个大故事，审判只是其中一小部分。大家更多精力用在家人朋友邻里之间的瓜，或者自己写回忆录啥的，比法庭上的对抗还多。私下清算不像法庭判决那么清楚，是个没明确目标、总变来变去的过程。“二战”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说法，得改改了。深度追踪对施暴者的审判和反思，看“制度之恶”怎么操控“弱点”达成集体暴力。在伤痛慢慢淡了得再听听幸存者的声音。
